第二，批判理性主义的科学观。即便是被大大弱化了的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观，也遭到波普尔的猛烈批判。波普尔的批判要点包括：一是以归纳法为基础的科学方法是靠不住的；二是理论不能被经验证实，而只能被经验证伪；三是概率和内容成反比，因而追求高概率对科学是没有意义的。于是，逻辑经验主义的归纳主义、证实主义、基础主义和积累主义的科学观几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当然，波普尔的科学观并非一种非理性主义的科学观，而是另一种理性主义的科学观。如果说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代表着辩护理性主义科学观的话，那么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则代表着批判理性主义的科学观。这种批判理性主义也蕴含着以下四个命题：其一，科学的目标并非追求高概率，而是追求证伪度和逼真度高的理论；其二，科学方法在本质上是一种不断“猜想与反驳”的试错法；其三，一切理论都具有尝试性和暂时性；其四，科学知识通过批判和创造而增长。这四个命题都表明了同逻辑经验主义关于科学的目标、方法、理论及其发展的合理性的截然不同的理解。尽管波普尔的观点大大加深了对科学合理性的认识，但也遇到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包括证伪度和逼真度是何种关系、试错法中“猜想”的基础是什么、如何理解“没有积累的增长”等。

第三，科学的发展是范式内部的辩护过程和积累过程。不管是逻辑经验主义，还是批判理性主义，均属于逻辑主义范畴。只不过前者强调的是辩护和证实的逻辑，而后者强调的是批判和证伪的逻辑。而将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成功带入历史主义的是库恩。库恩用范式模型将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做了某种综合，认为科学的发展在一个范式内部是辩护的和积累的过程，而从一个范式到另一个范式则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过程。库恩的科学哲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引入科学共同体、范式、信念等一系列概念，从根本上突破了对科学的狭隘的逻辑主义的理解，进而打开了从社会、文化和历史的维度来理解科学的广阔视野。然而，它又给科学的合理性问题带来巨大的困惑和挑战。因为库恩的科学哲学蕴含以下两个核心命题：其一，范式决定论。范式不仅决定科学的目标、方法和理论，而且决定科学合理性的标准；其二，不可通约论。在范式与范式之间没有客观的评价标准，因而二者之间是不可通约的。这两个核心命题不仅从根本上消解了科学的客观性、进步性和真理性，而且也从根本上消解了科学的合理性。库恩甚至将科学比作宗教，认为范式的转变类似于宗教的皈依，“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 于是，库恩常常被认为在科学哲学中开启了对科学作非理性主义理解的先河。无疑，对科学做历史主义的理解并没有错。问题在于，历史主义是否必然导致非理性主义？在库恩之后，有不少科学哲学家在历史主义的框架内对科学的合理性做出艰辛的探索。

第四，以“精致的证伪主义”取代“朴素的证伪主义”。拉卡托斯的策略是，在库恩和波普尔之间走一条中间路线。他延续了库恩的历史主义模式，但用他的“研究纲领方法论”取代了库恩的“范式”概念；又继承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思想，但用他的“精致的证伪主义”取代了波普尔的“朴素的证伪主义”。于是，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方法论”既保留了库恩的“范式”的历史主义的特征（例如，“研究纲领方法论”决定科学的目标、方法和理论，并不能被经验所证伪，而只能被新的“研究纲领方法论”所取代）；又继承了波普尔的“朴素的证伪主义”的逻辑标准（强调“研究纲领方法论”有进步和退化之分，因而是可以合理评价的）。评价的标准就是波普尔所强调的，新理论要比旧理论具有更多的经验内容或较大的预见性，并得到了观察和实验的确证。拉卡托斯的“精致的证伪主义”模式的问题在于，其一，这是历史主义和逻辑主义两种模式的折衷，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对历史主义的弱化，又是对逻辑主义的弱化，当然也是对科学合理性的弱化；其二，波普尔的评价标准往往只能评价一个“研究纲领方法论”自身的进步或退化，而很难在多个“研究纲领方法论”之间作出评价；其三，即便波普尔的评价标准在他的“研究纲领方法论”模式中仍然管用，但波普尔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依然存在。

第五，力图解决“范式”自身的合理演变问题。劳丹接连提出两个模式来论证科学的进步性和合理性，即科学进步模式和科学合理性的网状模式。劳丹的第一个模式与拉卡托斯的思路较为相近。一方面，他延续了库恩的历史主义模式，但用他的“研究传统”取代了库恩的“范式”概念；另一方面，他又沿用一条超历史的逻辑标准，但将科学的最终目标从追求真理削弱为“解决问题”，然后用“解决问题”作为科学进步的评价标准。与拉卡托斯的模式相近，劳丹的第一个模式的问题在于，其一，这既是对历史主义的弱化，又是对逻辑主义的弱化，当然更是对科学合理性的弱化，甚至比拉卡托斯的标准要弱得多；其二，以“解决问题”为标准来评判“研究传统”以及科学理论的进步性同样存在诸多技术性问题；其三，将科学的最终目标从追求真理削弱为“解决问题”，从根本上消解了科学的客观性问题，因而也从根本上消解了科学的合理性问题。劳丹的第二个模式不再运用“研究传统”的概念和“解决问题”的标准，而是直接将库恩的“范式”概念加以结构化，即“范式”由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三个层面构成。这三者之间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网状结构。在科学合理性的网状模式中，“范式”的转变往往是三个层面分别逐项转变的，而不是三个层面大规模地同时转变，因而“范式”的转变是有连续性的。“范式”中的每个层面的转变都是三个层面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都有合理演变依据的。显然，劳丹的第二个模式是一个纯粹历史主义的模式，再也没有借用某种超越历史的合理性标准，重点是要解决“范式”自身的合理演变问题。但是，由于坚持反实在论的观点及其对真理目标的消解，使得对科学合理性的论证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第六，科学合理性标准如何合理演化。夏皮尔的关联主义模式同劳丹的第二个模式比较接近，重点要解决科学合理性标准如何合理演化的问题。夏皮尔采取“理由内在化”的原则，强调科学自身蕴含合理发展的前提，无需预设别的外在标准。我们可以根据能够得到的最好理由和相关背景知识加以判断。这个最好理由就是：“已被证明是成功的，并且没有遭到具体的怀疑”。因此，“理由”就是科学合理性标准如何合理演化的依据。这样一来，夏皮尔在“预设主义”和“相对主义”之间走出了一条论证科学合理演化的中间道路。与劳丹不同的是，夏皮尔更坚持实在论的观点。他认为，科学哲学中应当保留真理的概念。当然，这个“真理”还是打引号的。所谓“真理”，即是成功的并没有明确怀疑的理由。

到目前为止，关于科学合理性的论证几乎穷尽了各种可能性：既有逻辑经验主义的，又有批判理性主义的；既有逻辑主义的，又有历史主义的；既有纯粹历史主义的，又有历史主义加逻辑主义的；既有工具论的，又有实在论的；等等。所有的论证都从某一角度提供了理解科学合理性的线索，但同时都留下令人遗憾的巨大困惑。随着后现代主义及其“另类”科学哲学的崛起，科学合理性的论证似乎更加陷于困境，特别是难以抵御各种非理性主义的强有力的挑战。

二、逻辑理性：科学合理性问题的症结

在科学哲学中科学合理性的论证陷入困境的症结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还需要从根源上加以分析。这里包括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是科学？第二，什么是理性？第三，什么是科学合理性？

第一，什么是科学？在逻辑经验主义者看来，“每一门科学都是一个知识体系”。值得注意的是，石里克在这里特别加了一个限定：“我们用这个词是指它的内容，而不是指人们为取得这个内容而做的实际活动”。可见，对科学既可以从“知识体系”的角度，还可以从“实际活动”的角度来理解。这一点早在逻辑经验主义者那里就已经看得非常清楚。

当然，逻辑经验主义者，还是从“知识体系”的角度来理解科学。既然科学是一个知识体系，就需要用某种方法来保证，这种方法就是“逻辑”和“实证”的方法。只有通过“逻辑”和“实证”的方法作保证，才能变成“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所谓“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其实就是科学的目标。既然科学的目标是“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那么，科学的发展变化过程就是“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的积累过程。因此，即便在逻辑经验主义者那里，他们的科学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知识论，除了知识观基本定位以外，还包括对科学的理论、方法、目标及其发展变化的全方位的理解。从表面看，逻辑经验主义者将科学仅仅限定为“它的内容”，但实际上研究已经完全涉及“人们为取得这个内容而做的实际活动”。

同样，尽管波普尔将科学的内容限定为“客观知识”，但是，他对科学的研究开始从静态走向动态，并称其是做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也就是说，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已涉及“人们为取得这个内容而作的实际活动”。只不过他对科学的理论、方法、目标及其发展变化的理解，与逻辑经验主义截然不同。其实，即便是包括库恩、拉卡托斯、劳丹、夏皮尔在内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也没有离开对科学的知识论理解。与逻辑主义的科学哲学不同的是，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侧重点显然已不再是科学理论（知识体系）静态的逻辑结构，而是聚焦动态的历史发展，并将科学理论（知识体系）置于诸如“范式”（库恩）、“研究纲领”（拉卡托斯）、“研究传统”（劳丹）等各种历史结构中加以考察。因此，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侧重点与其说是科学理论（知识体系），不如说是“人们为取得这个内容而做的实际活动”。在科学哲学中所探讨的科学概念，既包括作为内容的“知识体系”，又包括“人们为取得这个内容而做的实际活动”。因此，科学不仅包括科学理论（本体论）及其发展变化，而且包括科学方法（方法论）、科学目标（价值论）及其发展变化等。

第二，什么是理性？一般说来，科学哲学属于分析哲学范畴，而分析哲学范畴内所讲的理性主要指的是逻辑理性。石里克之所以称“我们正处在哲学上彻底的最后转变之中”，关键是，他认为人们不仅已经掌握了一种“伟大方法”，即“新的逻辑方法”，而且看清了“逻辑自身的本质”。他强调，哲学不是科学，因而本身并不产生知识，而是研究命题的意义。它对科学的重要性在于，“科学的内容、灵魂和精神当然离不开它的命题的真正意义”。于是，卡尔纳普欲将哲学改造为“逻辑分析法”。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观，说到底就是要对科学进行逻辑重建，主要通过“逻辑分析法”来解决他们认为认识论中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一是意义问题，二是证实问题。当然，这两个问题也是逻辑经验主义视野中关于科学合理性的核心问题。如果这两个问题解决了，那么科学的合理性问题便解决了。因为逻辑很简单：科学即为“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科学的发展自然就是“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的不断积累。可是，证实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逻辑经验主义的归纳逻辑既不能保证科学就是“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更不能保证科学的发展就是“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不断积累。

波普尔追求的同样是一种逻辑理性。在他看来，经验证实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于是，他用证伪逻辑取代证实逻辑，用演绎逻辑取代归纳逻辑。然而，波普尔似乎只提出了“反驳”的逻辑，而没有提出“猜想”的逻辑; 只提出了“批判”的逻辑，而没有提出“辩护”的逻辑。如果科学史果真只是一部“错误史”或“批判史”，那么如何理解这种“没有积累的增长”？如何说明科学正在越来越“逼近真理”？在证伪度和逼真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关系？这些都是波普尔在逻辑上难以回答的问题。

尽管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已经大大突破了逻辑主义科学哲学框架，用历史主义的视野来理解科学，更加关注科学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然而，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依然属于分析哲学范畴，所讨论的理性依然是一种逻辑理性。所不同的是，逻辑主义科学哲学侧重于探讨科学知识静态的逻辑，而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则侧重于探讨科学历史变化发展的逻辑。库恩的范式演变、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方法论、劳丹的科学进步和科学合理性的网状模式、夏皮尔的关联主义模式等，都试图揭示科学历史变化发展的逻辑。他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和困境在于：（1）逻辑理性须有明晰的关于科学合理性的逻辑标准；（2）历史主义本身就是对逻辑主义的突破和超越，故难以提出这种标准；（3）即便提出这种逻辑标准，又同历史主义的精神相冲突。总之，科学哲学属于分析哲学，因而科学哲学谈论的理性属于分析哲学范畴内的逻辑理性。这种理性必须是明晰的、数学式的，并经得起严格的逻辑分析。

第三，了解了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之后，第三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所谓科学合理性，在科学哲学中，就是指科学（既包括作为内容的“知识体系”，又包括“人们为取得这个内容而做的实际活动”；不仅包括科学理论［本体论］及其发展变化，而且包括科学方法［方法论］、科学目标［价值论］及其发展变化等）合乎分析哲学意义上的逻辑理性。显然，这是一个难度极大、甚至可以说是无法证明的命题。其一，即便将科学仅仅看作一种“知识体系”，也很难证明完全合乎分析哲学意义上的逻辑理性。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所遭遇的困难很说明问题：前者用证实的归纳逻辑难以保证科学是“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而后者用证伪的演绎逻辑又难以保证科学将越来越逼近真理。其二，若将科学的概念从作为内容的“知识体系”扩大到“人们为取得这个内容而做的实际活动”，那么，要证明完全合乎分析哲学意义上的逻辑理性更是难上加难。因为“人们为取得这个内容而做的实际活动”并非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科学中的一切，包括理论、方法和目标以及合理性标准等，都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而要在这样的“实际活动”中找到某种永恒不变的逻辑，几乎是不可能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之所以陷于困境，症结就在于：一方面，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已经大大突破了逻辑主义的框架；另一方面，他们似乎还在为科学寻找某种超越历史的永恒不变的逻辑。如果说，逻辑主义的科学哲学模式是对科学知识的一种逻辑重建的话，那么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模式则是对科学历史的一种逻辑重建。但是，这些模式充其量只是从某种角度对某种科学史的某种粗略的理解。若要加以普遍化，则同样犯了预设主义的毛病；若要加以精确化，则将陷入一道无解的难题。

其实，尽管科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理性，但是，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的、历史的文化活动，科学不仅具有人性，而且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和文化性。因而并非在每个过程、每个阶段、每个环节、每个场合，科学都表现为纯粹的理性，而且的确包含着诸多非理性因素。要将某一种科学哲学模式强加给整个科学史，并制定一种完全合乎分析哲学意义上的逻辑理性，显然是非常不恰当的。费耶阿本德等“另类”科学哲学家之所以走向非理性主义的道路，最重要的根源之一就是难以令人信服地证明科学完全合乎分析哲学意义上的逻辑理性，于是只能“告别理性”。

三、公共理性：科学合理性理论阐释的出路

如果理性被界定为科学实践意义上的公共理性，那么科学的合理性问题不仅有解，而且能找到走出困境的出路。何为公共理性？简单说来，公共理性就是在公共实践领域人们处理各种事务所呈现的理性。对于科学领域来说，主要指人们在科学实践活动中所呈现的方式或方法的理性，即面对各种问题或议题，人们可以通过探讨、协商、论辩、论证等理性的方式或方法，达成一致的或基本一致的价值目标或解决方案。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共理性是相对于个体理性而言的。所谓个体理性，就是个体在处理各种事务中所呈现的理性。公共理性和个体理性二者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个体理性是公共理性的基础。正是人们能够基于个体理性参与探讨、协商、论辩、论证等，才有可能对各种事务达成一致的或基本一致的价值目标或解决方案。如果没有个体理性，公共理性自然就无从谈起。公共理性是个体理性的汇聚，它将通过探讨、协商、论辩、论证等理性的方式或方法，使诸多的个体理性汇聚成大家都可接受的公共理性。从这种意义上说，公共理性既是公共实践领域中理性的方式或方法，又是公共实践领域中理性的方案或结果。当然，无论是公共理性，还是个体理性，都同逻辑理性有着紧密的关联，都包含诸多逻辑理性的元素。但是，他们都不能完全还原为逻辑理性，尤其是分析哲学意义上的逻辑理性。正如无论是公共生活，还是个体生活，常常要运用数学式的逻辑，但生活的逻辑在本质上并不应完全归结或等同于数学那个样子。

为什么要将科学合理性问题中的“理性”界定为科学实践意义上的公共理性，而不是分析哲学意义上的逻辑理性？ 其一，从宏观上讲，在本质上，科学是一种人类历史的活动，因而科学的性质从根本上说是社会活动，而不是个体活动。尽管科学活动需要千千万万的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参加，但最终需要形成基本的社会共识。如果没有这种基本的社会共识，就几乎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当然，这种基本社会共识是历史的，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历史的进步而进步。无疑这种基本社会共识，只有通过在公共领域中能沟通个体理性的公共理性来达成。因此，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特别是作为一种公共实践活动）的科学，所依托的最根本的理性应当是公共理性，而不是个体理性，更不是分析哲学意义上的逻辑理性。

其二，从微观上说，小到科研团队，大到科学共同体，现代科学处处体现着集体的或团队的特征。如果说，在“小科学”时代，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从事科研活动还往往依靠单打独斗的方式，带有比较“个体”的特征的话，那么，到了“大科学”时代，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从事科研活动则普遍采取联合作战的方式，带有非常“群体”的特征。既然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从事科研活动的方式已经经历从“个体”到“群体”的转变，那么关于科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以及合理性标准等的研究，也需要从“个体”到“群体”的转变，应当充分关注关于科学的公共本体论、公共认识论、公共价值论以及公共合理性标准等。于是，关于科学合理性的研究，自然也应当从“个体理性”到“公共理性”转变。试想，如果没有公共理性，科研团队还能靠什么沟通和凝聚？科学共同体更是难以形成，其原因就在于缺少最基本的沟通和凝聚的基础。

其三，科学范式的形成与转变最终取决于科学共同体的公共理性。科学合理性问题的最大难点在于，要回答科学范式的形成与转变的科学合理性问题。在库恩那里，每一个范式都存在各自的价值标准，并且在各个价值标准之间是“不可通约的”。范式的形成与转变就像“格式塔”的形成与转变，是不可能加以理性说明的。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库恩的范式理论对科学的合理性解释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尽管之后包括拉卡托斯、劳丹、夏皮尔等在内的诸多科学哲学家做了极大的努力，他们最终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库恩提出的难题。反而，让包括费耶阿本德等在内的“另类的”科学哲学家，对科学所作的非理性主义解释占了上风。关键是，用分析哲学意义上的逻辑理性，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不了范式的形成与转变的合理性问题。科学范式的变化如此广阔而深刻，不仅涉及理论的变化和方法论的变化，而且涉及价值论的变化。每个学科范式都有不同的标准，而且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要给科学范式的形成与转变制定一套统一的、超验的、并且是可计算的逻辑程序、逻辑标准和逻辑模型，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不必要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科学范式的形成与转变是基于非理性的。因为科学共同体具有很强的公共理性，正是这种公共理性促使旧的科学范式的消解和新的科学范式的形成。

公共理性概念的引入，为何能为科学合理性问题的解决带来出路和希望？关键在于： 其一，有助于使关于科学合理性问题的探讨回归并切入科学的本质。既然科学是一种人类的社会的历史的活动，那么关于科学合理性问题的探讨就不能脱离科学的这种本质。所谓科学的本体论，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人类的社会的历史的科学本体论；所谓科学的认识论，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人类的社会的历史的科学认识论；所谓科学的方法论，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人类的社会的历史的科学方法论；所谓科学的价值论，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人类的社会的历史的科学价值论。无论从“人类的”，或是从“社会的”，还是从“历史的”的角度看，科学在本质上都是一项“公共的”事业，都离不开“公共的”特征。所谓科学的本体论，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公共的科学本体论；所谓科学的认识论，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公共的科学认识论；所谓科学的方法论，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公共的科学方法论；所谓科学的价值论，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公共的科学价值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科学的基础是一种公共理性，而且科学本身就可以理解为一种基于公共理性的活动。关于科学的理论、方法和目标等，都基于公共理性，都是可以通过公共理性达成的结果。因此，公共理性概念的引入将有助于从根本上摆脱一味从逻辑理性来抽象地理解科学，因而大大偏离科学之本质的误区，从而为科学的研究指明正确的方向。

其二，有助于使关于科学合理性问题的探讨回归并切入理性的本质。如果说，科学是一种人类的社会的历史的活动。那么，参与到这种人类社会的历史活动中去的理性，必然同样具有“人类的社会的历史的”本质特征。首先，这种理性具有“人类的”本质特征。无论包括数学在内的理性形式多么抽象，它们都是人类的创造，都是人类的认知工具，都是为科学而创造并服务于科学的。因此，理性从表面看似乎体现的是一种关于世界的客体性，其实从本质上看它体现的是一种关于人类的主体性。其次，这种理性具有“社会的”本质特征。“人类性”与“社会性”是两个紧密相关的概念，因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理性的“人类性”就意味着理性的“社会性”。尽管个体理性在科学中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个体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只有得到社会的承认，才有意义。而且，随着科学的体制从“小科学”到“大科学”的转变，个体理性也将越来越让位于公共理性。从小的“科研团队”到大的“科学共同体”，几乎处处都体现着科学的公共理性的精神。这就是理性的社会性的生动写照。最后，这种理性具有“历史的”本质特征。“人类性”与“社会性”同历史性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类在不断成长，社会在不断进步，因而人们的理性观以及创造和运用理性形式的能力也在不断发展。尽管科学理论往往都用确定的逻辑理性（数学形式）呈现，但是应当看到，这种确定的逻辑理性（数学形式）也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科学共同体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所作出的理性选择和认同的结果。因此，公共理性概念的引入将有助于从根本上摆脱一味从逻辑理性或个体理性来抽象地理解理性，因而大大偏离理性之本质的误区，从而将对理性的研究引入正确的轨道。

其三，有助于使关于科学合理性问题的探讨回归并切入科学合理性的实际，切实解决现实问题。关于科学合理性问题的困境不仅是理论上的，而且也是实践上的。用单一的逻辑理性来抽象地理解科学，不仅在理论上无法真正说清楚科学的合理性，反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为非理性主义的解释敞开了大门。其实，在科学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大量紧迫的关于科学合理性的现实问题需要解决，涉及约翰·齐曼在《元科学导论》中所说的，关于学术科学的“有效性”“交流”“权威”“准则和规范”“变化”“科学和技术”“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集体化科学”“研究与开发的组织”“科研经济学”“科学与国家”“社会中的科学家”“科学与文化”等方方面面。这些问题不仅涉及科学的认识论，而且涉及科学的价值论；不仅涉及认知的认识论，而且涉及社会的认识论；不仅涉及认知的价值论，而且涉及社会的价值论。当然，归根到底还是属于公共理性的问题域。面对大量的现实问题，也许很难作出非此即彼的一成不变的结论，也是数学式的逻辑理性所难以解决的。因此，公共理性概念的引入将有助于从根本上走出理论脱离实际的困境，从而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为关于科学合理性问题的研究开辟正确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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